肾癌（KC）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各不相同，了解肾癌的风险因素能帮助我们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监测，降低KC的发病率。
流行病学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，全球范围内约有43万例新发KC病例。在组织学方面，肾细胞癌（RCC）占KC病例的绝大多数（90%），主要包括透明细胞肾细胞癌（ccRCC；70%）、乳头状肾细胞癌（pRCC；10-15%）和嫌色性肾细胞癌（5%）。
>>>>发病率
作为全球第14大癌症，KC的发病率在地域、年龄和性别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。
1.地域：KC的发病率在地域上差异很大，欧洲及北美地区的发病率普遍较高。按收入划分的发病率也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，较高的KC发病率与较高的收入中位数有关。在过去十年中，KC的发生风险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趋势，其原因可能在于影像学的发展增加了无症状的肾脏小肿瘤检出率。经典的KC三联征（血尿、腰痛和腹部肿块）已在临床少见，因为大多数KC病例在出现这些症状之前已由偶然的腹部影像学检查发现。
图1 各大洲的肾癌发病率及病例数量（2020年）
2.年龄：KC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长，全球的KC确诊时的中位年龄约为75岁。但确诊年龄同样也受地域的影响，例如美国为64岁、英国为74岁、印度为67岁、中国和意大利为82岁。
3.性别：男性的发病率约为女性的2倍，这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，包括地域、生物学、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。
>>>>死亡率
与持续上升的KC发病率及诊断率不同，KC的死亡率呈缓慢下降的趋势。这个趋势在发达国家中尤为明显。近年来，KC的诊疗技术都有了显著发展，新型免疫治疗的开发和应用改善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生存率，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肿瘤的早期发现与早期诊断。
>>>>中国数据
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在《国家癌症中心杂志》（JNCC）上发布的中国最新癌症报告显示，2016年中国肾癌发病粗率为5.48/10万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3.51/10万；其中男性肾癌发病粗率为6.78/10万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4.51/10万；女性肾细胞癌发病粗率为4.12/10万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2.53/10万。城市地区肾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，分别为4.1/10万和2.5/10万。2016年中国肾癌死亡粗率为1.95/10万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3.51/10万；其中男性肾癌死亡粗率为2.42/10万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1.55/10万；女性肾细胞癌死亡粗率为1.45/10万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0.81/10万。
风险因素>>>>生活方式
既往研究确定的KC危险因素包括吸烟、超重及高血压史，占发病机制的50%。
1. 吸烟：国际癌症机构（IARC）已将吸烟归为导致KC发生发展的中危因素。有研究报道，吸烟和KC风险之间呈剂量依赖性关系，每日吸烟≥30支的个体患病风险急剧增加，戒烟后个体的KC风险相对危险度（RR）随时间线性下降，但RR仍不会恢复至与从未吸烟者相同的水平。戒烟＞10年与较低的KC发病率及疾病特异性死亡率相关，无论男女。吸烟与KC风险之间的确切机制尚未阐明，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与烟草中包含的个别致癌物质（如多环芳烃、芳香胺等）有关。
2. 超重：全球约20%的KC病例都与超重有关，尤其与向心性肥胖相关。KC风险与超重呈线性相关，体重指数（BMI）每增加1，KC风险就会增加4%。虽然超重与KC的发病率相关，但超重与KC死亡率的关系尚不清楚。根据“肥胖悖论”，较高的BMI与更好的KC特异性生存相关，但这点尚有争议，需要排除混杂因素后对其进行进一步探索。超重与KC发病率相关的机制主要包括：（1）高胰岛素血症或胰岛素抵抗和IGF-1系统和信号通路的异常；（2）性激素的生物合成及其相关途径；（3）慢性亚临床炎症和氧化应激；（4）肠道菌群和毒性代谢产物的改变。超重状态可通过生活方式干预、饮食改变或药物/手术治疗改善，以此降低KC发生发展的风险。
3. 高血压与慢性肾脏病（CKD）：高血压的严重程度与KC发生发展密切相关。有研究报道，血压每增加10 mmHg，KC风险就会增加10-22%。同样，CKD与终末期肾脏病（SEKD）使KC风险增加了2-3倍。
4. 运动：一项包括144万参与者的研究结果表明，较高水平的体育活动与KC发病率呈显著负相关（HR 0.77，95%CI 0.70-0.85）。因运动的水平难以量化，运动与KC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尚有争议，但由于运动与降低体重、改善血压和胰岛素敏感性有关，而这些因素都是KC发病率的已知危险因素，可推测出运动对KC风险具有潜在的益处。
5. 酒精：与吸烟不同，几项前瞻性研究发现轻度至中度的饮酒能够预防KC的发生。每日酒精摄入量≥15克（饮酒量约为一杯）与KC风险呈负相关，减少了约28%的发病风险。
6. 环境暴露：全氟化合物、马兜铃酸被证实与KC的发生有关。此外，微塑料/纳米塑料暴露也会造成肾脏的损伤。
>>>>基因
几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肿瘤综合征易使患者发生KC，包括von Hippel-Lindau（VHL）综合征、遗传性平滑肌瘤和肾细胞癌（HLRCC）综合征、遗传性乳头状肾细胞癌（HPRC）和Birt-Hogg-Dube（BHD）综合征，分别由VHL、FH、MET和FLCN的胚系突变引起。BAP1、SDHB、SDHC、SDHD、TSC1、TSC2和MITF等胚系突变的患者发生KC的风险也更高。
图2 KC发生风险的可改变危险因素与不可改变危险因素
小结K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受地域、性别和年龄的影响。KC发生风险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包括吸烟、高血压、CKD、超重、缺乏运动、糖尿病、肥胖和环境暴露等，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包括有VHL、HLRCC、HPRC等遗传性肿瘤综合征和BAP1、SDHB、SDHC等基因突变。未来可通过基因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可能改善KC患者预后的治疗靶点。
参考文献：
[1] Bukavina L, Bensalah K, Bray F, et al. Epidemiology of Renal Cell Carcinoma: 2022 Update. Eur Urol. 2022 Nov;82(5):529-542. doi: 10.1016/j.eururo.2022.08.019. Epub 2022 Sep 10. PMID: 36100483.
[2] Zheng RS, Zhang SW, Zeng HM, et al.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, 2016[J]. JNCC, 2022, 2(1): 1-9. DOI: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jncc.2022.02.00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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