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读张舜徽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《清人笔记条辨》
张舜徽集
尽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“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，也在钱宾四之上” （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），尽管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说“张舜徽先生无愧为学问的通人”，并认为二十世纪“只有柳诒征、钱穆和张先生少数人才够得上‘国学大师’的称号”（《通人张舜徽》，香港《大公报》1994年2月18日），“一代通儒”张舜徽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。说起清代学术史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和梁、钱二公同名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很少有人提及张先生的《顾亭林学记》、《清代扬州学记》和《清儒学记》，更别说他的《清人文集别录》（下文简称《别录》）和《清人笔记条辨》（下文简称《条辨》）了，或许如今的学人根本就没有将这两本书视为“学术史”，好像只有李学勤先生说过《清人笔记条辨》“是专论学术及学术史的著作”，并说该书是他时常翻阅的枕边读物（《读〈清人笔记条辨〉札记》）。
我国古代可称为“学术史”的著述不外乎两类：一为目录学或校雠学（张舜徽认为称“校雠学”更准确），一为学案或学记，前者通过对“书”的归类来明簿录体例，后者通过对“人”的阐述来辨学术流派；前者可以说是“物以类聚”，后者可以说是“人以群分”。二者学术理路虽有不同而学术宗旨却完全一致，都以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为其旨归。张舜徽先生的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和《清人笔记条辨》当属前者，《顾亭林学记》、《清儒学记》等“三记”则属后者。十年前我曾翻过《别录》与《条辨》，当时未能识得二书的深处与好处。近日又重读二书的新版，自觉所得超过自己读过的任何清代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一类著作，以“别录”这种体式来总结清代学术，自有其他学术概论或学术史所不可替代甚至无法比拟的长处。
一
别录之体创自刘向，他校书秘阁时每一书校毕便写下叙录，论书之旨归，辨书中谬误，原本载在本书，后又裒集众录而称为“别录”。张氏在《别录·自序》中解释说，所谓“别录”就是“纂辑群书之叙录，都为一集，使可别行云尔。”（《别录》1页）由纪昀总其成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是“别录”这一体式的集大成者。张的《别录》、《条辨》虽远绍子政而近踵晓岚，但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群书条分部类，而是要阐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兴替与学风的嬗变，他在《自序》中揭明了《别录》的义例与宗旨：“顾每集读毕，辄好考作者行事，记书中要旨，究其论证之得失，核其学识之浅深，各为叙录一篇，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，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。”（《别录》1页）事实上，《别录》也好，《条辨》也好，作者都是将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来写的。
虽然此二书是当做学术史来写，但在写法上又与通常见到的学术史大不相同。不妨将它们与梁、钱二人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作一比较。如果说梁、钱二人的学术史只是清代少数著名学者的“特写镜头”，那么张氏二书便是清代学者的“集体合影”；如果说梁、钱二人只描绘了十几株或几十株清代学术史上的“参天大树”，那么张氏二书给读者眼前呈现的便是清代学术史上茂密的“原始森林”。如钱穆《中国三百年学术史》凡14章，除第1章“引论”外，其余13章从清初黄梨洲到清末康长素，分别以17人为标题，主要论述的也是这17人，另附论的有34人（参见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）。被有清学人自诩为“国朝学术前无古人”的清代学术，显然不是这十几个人能支撑起来的。即使他们的学术成就确实都“出人头地”，有清近三百年学术史能数出来的只有50来号人，其学术队伍也未免过于寂寥，更何况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学术水平还是个问题，如“第7章李穆堂”、“第11章龚定庵”、“第12章曾涤生”，李绂学宗陆九渊而不坠虚玄，重视躬行实践和匡时济世，虽然于经史根底较深，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学者群中他还算不上学术大师；龚自珍也并非清代的硕学鸿儒，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可能高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；至于曾国藩更不是以学术名世，尽管事功辞章都为当时士人所称道，但于经、史、子学都非专门。在钱著14章中以上三人各占一章，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。张氏的《别录》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，他博览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，略加删汰后《别录》中“录存六百家”，作者在序中相当自信地说：“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，然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，多在其中矣。”（《别录》，4页）钱著的清代学术史是少数学者或思想家的单线排列，只让寥寥几个人唱独角戏，而张氏的清代学术则可谓千汇万状，浩瀚汪洋，许多学者都纷纷走到台前，由十几个人的清唱一下变成了六百人的合唱。这儿有淡泊自守的学人，也有热衷仕宦的官僚，有专治文字经史的人文学者，也有以天算为绝学的科学家；这儿有同代学者思想的不谋而合，也有同代或异代学人的思想交锋，有不同学术派别的相互渗透，更有不同学派的门户之争，众多的学术思想、学术理路、学术个性、学术风格交织在一起，于同中见异，在异中显同，使清代学术史多彩多姿，丰富生动。
张氏的这种写法难以凸显大家和名家，初看似乎有点“重点不突出”，但它让读者更易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代学术的兴替和特点，更易于了解某历史时期学风的变化，同时也更易于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思想。以清初的学术为例，梁、钱的学术史都突出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三大家，张氏虽极力推崇这三家“意量之宏，规为之大”，但他着力的是清初学术群体，叙录的文集70多部，论述的学人近60家。从这里可以看到顾、黄、王三人的思想并非空谷足音，很多人不仅议论与他们三人好像同一声口，治学路数也好像“如出一辙”（《别录》7页）。且不说远在僻壤尚未进入学界视野的王夫之，顾、黄二人虽然受到学人敬重，当时在同辈中也并未达到让人高山仰止的地步。其时学术成就与顾、黄相近的人不少，有的甚至可以与他们比肩，“时论以李顒、黄宗羲、顾炎武及（朱）鹤龄，并称海内四大布衣”（《别录》6页），有人还将钱谦益、黄宗羲与顾炎武并列，那时以学问雄海内的人还有阎若璩、毛奇龄、朱彝尊、钱澄之等。钱澄之说炎武之学“详于事而疏于理，精于史而忽于经”，他本人治学“无所依傍，自辟蹊径，孤怀高识，创见极多”。张氏认为澄之“治经之功，似非顾氏所能逮。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，何以忽之”（ 《别录》18—19页）。朱彝尊“根柢庞固，文辞渊雅，有学而能宣，能文而有本，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”（ 《别录》52页）。毛奇龄同样“博学雄辨，固是不废大家”，清人甚至将“乾嘉学术开山之功，推诸奇龄”（ 《别录》42页）。清初学术“体用兼该，气象博大”（ 《别录》3页）。这一博大的学术气象是当时南北学者共同形成的，顾、黄、王只是这个学术群体的一部分，他们每人只是其中较高的一根枝条，只是这个学术团体中较为出色的代表。当时的学术界绝非只由他们三人所形成的学术孤岛，而是由许多优秀学者组成的学术高原。假如学术史只大谈他们三家，那么他们在清初就好似天外来客，只有“请出”当年与他们并肩前行的其他优秀学者，我们才会对清初学术形成清晰的轮廓，也才会对他们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谈到清代学术，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朴学，而乾嘉朴学又以“吴皖之学最盛”（《别录》355页）。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贵以专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贵以精，它们共同形成乾嘉专精的学术风格。惠、戴二人都是引领学术风潮的人物，乾嘉学术史突出惠、戴无可厚非，但以人为章节的学术史其初衷也许是要“以点带面”，但其结果却往往是以点“代”面。忽略了“面”就可能只记一“点”不及其余，这样会使学术史以偏概“全”，以偏概“全”则又可能使学术史完全失真。梁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都难免以点“代”面的遗憾，钱著这方面留给人的遗憾尤深。如钱著论乾嘉学术的共3章：“第八章戴东原”、“第九章章实斋”、“第十章焦里堂、阮芸台、凌次仲”，加上附论的学者也只有12人，连惠栋也只是在第八章中作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。戴震弟子和再传弟子如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、金坛段玉裁，这些乾嘉朴学巨子在书中有的只偶一提及，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提到过。还有钱大昕、崔述、程恩泽、桂馥、王鸣盛、赵翼这些乾嘉的经史名家，基本在书中见不到他们的踪迹。遗漏了这些巨子名家，怎么可能总结乾嘉学术的得失和特点呢？乾嘉之世只有几个学者浮出水面，学术盛世却给人以学术凋零的印象。我们再看看张氏的《别录》，乾嘉被叙录的文集200多部，论及的学人近200名，一时最为重要和相对次要的学者都在他的视野之中。从这群浩浩荡荡的学者队伍中，人们不难看出乾嘉时期学术的昌明，从这些浩瀚载籍里的众声喧哗中，人们也不难感受当时学术的潮起潮落。张氏《别录》让我们领略到了乾嘉的学术盛况，这一历史时期名师迭起，或精于舆地，如赵一清毕生精力萃于《水经注》；或长于小学，如桂馥一生心血用于许书，终成《说文义证》五十卷巨著；或擅长考证，如崔述集辨伪疑古学之大成；或以校勘目录名家，如纪昀萃一生精力纂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；或以专治名物称首，如程瑶田的《通艺录》；或以专治训诂见长，如王念孙的《经籍述闻》。学者守专门之业终生图之，最终能达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，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学贵专精的风尚。
学术史编述者有点像旅游团中的导游，有些导游于万山丛中只走一条线路，带领旅游者光顾几个“代表性”景点，游人觉得名山不过如此，大呼此地不可不游但不可再游，哪知是导游无意中遗漏了不少胜景，将辽阔的风景区缩小成了几个单调的风景点；有些导游则一一向游人交待此地有哪些美景，有几处奇山，几处异水，几座古刹，几条回廊，让游人慢慢登临探访。到底是哪种学术“导游”更好呢？
二
“别录”之体“语其大用，固在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（张舜徽《广校雠略》卷一）。“辨章学术”即张氏所谓“究其论证之得失，核其学识之浅深”。《别录》和《条辨》二书最精彩之处，就在于书中随处散落的对清代学人学术成就高下优劣的考辨与品评，我们能从中略窥张氏学问的渊博、识断的精审和思想的深刻。刘永济先生读完《别录》后称叹道：“非有渊博之学，弘通之识，不足以成此书。观其评骘学术，论而能断，即足见其有学有识也。况其文笔雅健，又非常人所能逮；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，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”（《与张舜徽书》）。“考镜源流”在二书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探寻清代学术的源头，一是比叙学者“家学、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”，“以见授受濡渐之迹”（《别录·自叙》），一是追溯学术的“首创之功”（《条辨》，112页），揭露学术剽窃之迹，阐述学术观点的发展演变过程。
关于清代学术的源头，自清至今便有多种说法，乾嘉学者多认为发轫于清初诸儒，只有纪昀说起于明代，清初顾、黄等人则称肇于宋学，后来和此说者有章学诚、皮锡瑞等。近人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又独排众议，称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“反动”和“断裂”，是中国“文艺复兴”的开端：“‘清代思潮’果何物耶？简而言之：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，而以‘复古’为其职志也。其动机及其内容，皆与欧洲之‘文艺复兴’绝相类。”十几年后钱穆似乎是针锋相对，说清代朴学是宋明理学的延续，儒家文化在清儒中一脉相传，他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一起笔就写道：“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？曰：必始于宋。何以当始于宋？曰：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，不知宋学，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。且言汉学渊源者，必溯诸晚明诸遗老。”而清初“一世魁儒耆硕，靡不寝馈于宋学”，乾嘉“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，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。道咸以下，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，抑且多尊宋贬汉，对乾嘉为平反者。故不识宋学，即无以识近代也。”
张氏同样也认为清代学术源于宋明，但他所说的宋学内涵完全不同于钱穆，钱氏的宋学是指宋明理学，张氏的宋学则涵盖了宋明的人文科学、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，除宋明理学外，还包括宋明史学、子学、校雠学、小学和文献辑佚、天文历算、动植物学等。他说“大抵一代宗风，自必前有所承，非宋、明诸儒为之于前，亦莫由以臻清学之盛”（《条辨》354页）。他早年在《广校雠略》中曾说：“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，乾、嘉诸师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。”他在《条辨》中也说“清人治学途径，无不开自宋人”。清文廷式发现阮元《研经室集》中《诗经》研究的不少结论多与“宋人逸斋《诗补传》”“相合”，并认为“国朝人不喜宋、元经学，故未检耳”。张氏说芸阁（文廷式字）发现阮元的《诗经》研究其义发自宋人，表明了他的学术敏感，而以为二者的雷同是“失之未检”，则未免过于天真。“大抵清儒治学，名虽鄙薄宋人，实则多所剿袭。戴东原说《诗》，即多本朱传，其明征也。他如段若膺注《说文》，多阴本小徐《系传》之言，掠为己有。余昔一一录出而未暇为之。其他类此者甚多，又未暇悉数矣。况有清一代朴学，实两宋诸贤导夫先路，余早岁著《广校雠略》，已有专篇论之。乾、嘉诸师，动辄轻侮宋人，亦谈何容易耶！”（《条辨》374页）经学研究、史部考订、文献辑佚、音韵训诂、校理诸子、目录校勘等清代取得骄人业绩的领域，无一不受惠于两宋诸贤，“清代朴学实源于宋，不足以傲宋儒”（ 《条辨》353—354页）。这一观点在《别录》和《条辨》中数数言之，“宋人治学气象博大，所以启示后世而导夫先路者，至多且广，又不仅《说文》、考据、金石、校勘四端而已”，“宋儒有读书至多、学问极博者，已非乾、嘉诸师所能望，况道、咸以下耶！”（《条辨》373、376页）钱穆和张舜徽虽都说清学源于宋学，但二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。钱氏强调的是儒家文化血脉在异族统治下仍未中断，处处流露出肯认和维护传统文化价值的热肠；张氏则从学术的层面阐明宋学在各个领域对清学的影响，时时表现出对学术的虔诚与执著。
清代大多数学者都学有渊源，即使那些自学成才者都也无不如此，或来于父子相传，或得自师承授受，或由于友朋切磋，或因为乡贤影响，不少学者同时或先后生活在同一个地域，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学风熏陶，最后同一地域形成一种相同或相近的学术风尚，这使得清代学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，如吴派、皖派、湘派、浙东学派、常州学派等。无论是研究一个学派的学术风尚，还是分析一个学者的学术个性，我们都得了解学者的学术渊源。比如扬州学派是对皖派学术的继承和发扬，其中介就是皖派魁首戴震。扬州学派的骨干王念孙、焦循、阮元、刘文淇都与戴震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，王念孙为戴震及门弟子，其子王引之为再传，焦循自称“为学私淑休宁戴氏”，其子焦珽琥为再传，阮元“其言训诂，得之王念孙，阐明义理，又与焦循为近”，为戴氏再传，刘文淇子寿曾“尝溯其家学所自，实渊源于江、戴，谓戴氏弟子，以扬州为盛”，文淇问学于阮元，为戴氏三传（《别录》231、292、294、477页）。张氏在《别录》中一一列出扬州学者的师承关系，既使我们明了皖学在扬州学派的承续，又使我们得知清学由精向通的嬗变过程，也使我们懂得由精而通的主要原因：扬州学者学有渊源却不争门户，深得师传而又不事依傍。同一地域的学者群，张氏除了交待他们的师承授受、友朋切偲之外，还特别注意乡贤和地域对他们的共同影响。如宝应康熙、乾隆年间学者“王懋竑、朱泽沄研精朱熹之学，而俱以经史实学植其基，以泛观群书博其趣，”不仅二人“以学问相切劘”，两家也“易子而教”，“懋竑之子箴宝曾受业于朱泽沄，泽沄之子光进复问学于懋竑”（《别录》98页），这样既使自己的子弟续承其业，也深深影响了乡里继起的后学如刘台拱、朱彬、刘宝树、刘宝楠等人的学术取向。“台拱自年少时，得其乡先辈王懋竑、朱泽沄之遗书读之，始为程、朱之学，以饬躬行。”交游中如段玉裁、王念孙、汪中、邵晋涵等皆乾嘉经史名家，所以“一生以宋贤之义理涵养身心，而以汉儒之训诂理董经籍”。朱彬“为泽沄族孙，又与刘台拱为内外兄弟，又以王懋竑表彰朱学，独为醇正，服膺不衰”。刘宝树、宝楠兄弟是刘台拱的族孙，学术上也与“台拱同趣”（《别录》98、245、252、366、367页）。仅《别录》中所论及的家学、师承、友朋、同门等各种各样的学术联系就多达一百多处，从中可以看到清代学者的学术渊源、学术交往，像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，清代学术像血脉流注而又纷繁复杂的有机体，并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成长的来龙去脉，一个学派学术风尚的具体成因。在其他体式写成的学术史中，很少也很难像《别录》这样如此详细地辨析学者的师友渊源，如此深入地阐述各自的“授受濡渐之迹”。
在追溯学术渊源的过程中，张氏十分注意追踪学术的“首创之功”，绝不因创始者的小疵而掩其大善。如乾嘉学者常指责郑樵“卤莽”、“粗疏”，王鸣盛在《蛾术编》卷十三《通典通志通考》条中说：“《通志》于‘三通’为最下。”张氏则认为《通志》“与杜、马之书，体殊广狭而功有难易，奚可相提并论耶？无识者徒见三书同以‘通’字立名，遽取而合刊之，泯其畛域，肆起讥弹，此固郑氏所不任咎也。况郑氏有志修前史，合为一编，其用心可谓勤笃。后以困于多病，赍志以没。今所流传之二百卷书，悉由病中匆遽编成，固未能自致于全美也。后人如徒据其未定之书，而忘其创始之艰；摘其纂述之疏，而没其义例之善，亦太失是非之平矣。”（《条辨》94页）又如清卢文弨、严元照先后批评宋徐楚金《说文系传》“立说多穿凿无当”，并说“楚金于小学非有真知者”，严还“摘举七目以攻楚金之失”。张氏说这简直是“吹毛索瘢，无乃已甚。然其书实不可废者，非特据小徐《系传》可正大徐本之失已也。吾尤服其每说一字，多因声以求义，往往曲得古人造字命物之意。段玉裁为《说文注》，多阴本其说而敷畅之，甚或一字不易，掠为己有。余新注《说文》，遇此等处，皆一一标明楚金之说，所以尊创始之功耳”（《条辨》206页）。再如评丁寿昌这位清代并不太著名的学者，特意指出“《释榖后序》一篇，发明物名大小之例，大意谓凡物之大者曰王、曰蜀、曰戎、曰胡……物之小者曰童、曰妾、曰婢……皆古人比事属词，非有异义于其间云云。所说甚通，实开近世王国维《尔雅草木虫鱼释例》之先”（《条辨》411页）。与尊重学术“首创之功”相联系，张氏随时揭露学术中的剽窃之迹，他多次强调学者应具备“为公非为私”的胸怀：“按读书有得，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，则必舍己从人，称举前人之说。若此说已有数人言及者，则必援引最先之说，所以尊首创之功。”段玉裁是张氏心仪的清代学者，但对他将宋人徐楚金《说文系传》的成果“掠为己有”的行为，多次不留情面地给予谴责。晚清今文经学学者廖平“敢于独申己见，发前人所未发，不啻为经学树一革命旗帜”。康有为“始于光绪十六年，晤面于广州安徽会馆，读平所著书，而深服之，窥其大义，加以引申。本其《今古学考》、《古学考》，以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；本其《知圣篇》，以作《孔子改制考》”。张氏通过比较和考证后断言：“康氏之书，实出于平，不可掩矣。”不管本人有多大的成就，也不管本人有多大的名气，只要有或明或暗的抄袭现象，他都会对有违学术公德的行为进行曝光和声讨。张氏在考镜源流时也很注意辨析某一学术观点的发展演变过程，如“引书注卷数”一事，张氏一一列出前人的考证发现：首先是余仲林说始于宋程大昌和辽僧行均，钱大昕接着说始于唐王悬河，后汪远孙说始于梁皇侃，近人余嘉锡又在前人基础上探本穷源，称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引《尚书》就已举其篇名，“此自古相传之法，不始于六朝、唐人”，张氏说这一学术传统的开端，学者从辽、宋、唐、六朝而上溯至先秦，“可谓愈推愈密”，“考证之事，后出者胜，信矣”（《条辨》83、84页）。
三
梁、钱二人的清代学术史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，明显具有现代学术史研究的特征。他们二人都倾心于宏大叙事，给人以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的印象。如钱著第一章“引论”分两节，上节“两宋学术”，下节“晚明东林学派”，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别阐述十几位清代“代表性”学者。这种章节安排充分体现了“纲举目张”的特点，凸显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承续。梁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则以“时代思潮”为主线，以佛教生、住、异、灭的流转理论将清代学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：“一、启蒙期（生），二、全盛期（住），三、蜕分期（异），四、衰落期（灭）。”全书中心论旨是阐明清代学术是“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”，其主观动机和历史效果“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”，它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序曲和开端。梁、钱二公都让学术史承担了远非学术史所能承担的重任，或者建构和弘扬儒家道统，或者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文明。这不可避免地给他们的学术史带来了偏颇：首先是对学术史的越俎代庖和过度诠释，因为著者的焦点是自己的文化关怀或社会关怀，无形中让学术史迁就自己的观点，导致学术史的扭曲和变形；其次是使学术史向思想史倾斜，关注的重心是“思想”而非“学术”，如学术渊源、治学门径、学问大小、学术理路、学术境界等，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视；再次，宏大叙事的一大好处是能给人以条理分明的阅读感受，但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竟然如此层次清晰，又易于让读者产生怀疑：作者是否隐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学术史现象？是否将没有的东西塞进学术史中并加以夸张放大？否则，学术史怎么刚好按编者的思想发展？怎么会那样秩序井然有条不紊？比如梁任公将清代三百年学术发展装进佛教“生、住、异、灭”的框架中，很容易让人想起以“肯定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”来解释一切的思维模式。
《别录》和《条辨》深得老祖宗的秘传，在内容上不外乎“叙录”群书，在体式上也仍属校雠学范畴，但张氏在“远绍前规”的同时，写法上又有不少发展变化。每篇“叙录”“首必致详于作者行事”以知人论世，接下来或提要钩玄以明作者用心，或述家学师友以明学术渊源，或究论证得失以见学者才华，或品见识高低以显学术境界，而二书前面必冠以作者《自序》以为全书“导论”。“叙录”以比叙群才，“自序”以综观一代，二者相得益彰，既可阐明“一代学术兴替”之运，推明一代学术“风气窃变之机”，又能细致分析学者的学术个性，平亭各学派的学术是非，而且也避免了“叙录”体式琐碎饾饤之弊。
如《清人文集别录·自序》鸟瞰一代学术兴衰：“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，学凡数变。”清初“为学，原本经史，不忘经世，非特有殊于宋、明理学诸儒之空谈，复不同于后来乾嘉经师之琐碎，体用兼该，气象博大。此一期也”。“乾嘉诸儒，从事朴学，不厌精专，非特理董周秦故书，秩然就理，即天文、历算、舆地、乐律、声韵、文字、训诂诸学，亦各极其湛深，发明甚广。然陋者为之，则又群趋于褊途以自隘，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”，此又一期也。“降至嘉、道，禁网渐疏，学者始稍稍为论政之文。自鸦片战后，外侮迭乘，志士扼腕，尤思以致用自见。于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学，盛张微言大义之绪。后之鼓吹变法维新者，卒托此以行其说，力辟墨守，广揽新知。此晚期也”。（ 《别录》3—4页） 这则文字片言居要，论及有清近三百年学术的分期、每一期学风的特点及其成因。书中的六百篇“叙录”则是这则“导言”的展开和深化。试以《别录》涉及的清末学术为例，当国门被列强洋枪洋炮打开后，士人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惨象，清醒地意识到儒生们一辈子穷经考礼，于己是浪费生命，于国则贻误苍生。此时学人无论是趋新还是守旧，无一不“好论天下大事”；无论是主张开放还是坚持闭关，无人不“喜言洋务”。他们对经书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，由从前俯首尊经一变而为离经咒经：“古之能治天下者，莫不有愚天下之具。自唐虞迄周，愚天下以礼、乐；自汉迄今，愚天下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礼、乐之兴，能使人拘；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行，能使人迂。……上之人为所欲为，天下岂有不顺之民。吾固以为秦始皇之燔书坑儒，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。”（《别录》503、557、584页）这种对经典的憎恶态度和偏激言辞，是稍后五四运动中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先声。《别录》和《条辨》不仅细致地辨析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，也详尽地论述了清代各时期学风的特点与变化。
文中随时将梁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与张氏的《别录》、《条辨》进行比较，绝不是要在三位大师之间有所轩轾，更无意于分出什么高下优劣，只是试图阐明以“别录”这种方式从事学术史著述自有其优胜之处，这种传统体式仍然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。
张氏在上世纪中后期仍以两千多年前的体式进行学术史写作，并非落后于自己的时代，也不是他天性喜欢抱残守缺，而是由于他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。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一直在走极端，古人唯古是从，今人唯洋是趋，学者们常以人家的学术话语来谈论人家提出的学术问题，让传统的学术思想去迁就西方的学术范式，不是圆凿方枘便是扞格难通。几十年前刘永济先生在论及《别录》时，就曾说过“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，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”（《与张舜徽书》），李学勤先生也说今天《条辨》的“读者也未必多”（《读〈清人笔记条辨〉札记》），读着二位先生的预言，看看眼下的现实，不禁悲从中来。要想在当今世界的学术语境中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我们就得一方面昌明国故，一方面融会新知，在吸取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同时，千万别忘了自己的祖传秘方。
《清人文集别录》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、中华书局1963年版）；《清人笔记条辨》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、中华书局1986年版）二书在文中分别简称《别录》、《条辨》，引文页码以华师版为准，只标简称和页码，不另出注。
原载《读书》2006年第1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