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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2024年世界眼科大会（WOC2024）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眼科专家，探讨了各种眼科疾病的最新诊疗进展。在视网膜疾病专题讲座中，Hiroyuki Takahashi教授、Klaudia Birne教授、Talia Kaden教授和Shorya Azad教授分别就糖尿病黄斑水肿（DME）、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（AMD）、地图性萎缩（GA）及视网膜静脉阻塞（RVO）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解析。各位专家的报告展示了相干光断层扫描（OCT）和其他视网膜成像技术在疾病分类、治疗效果预测及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中的重要作用。
Hiroyuki Takahashi教授：DME治疗效果预测的OCT生物标志物
在2024年世界眼科大会（WOC2024）上，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Hiroyuki Takahashi教授发表了题为“DME治疗效果预测的OCT生物标志物”的专题报告。Takahashi教授强调，通过OCT图像分析DME患者的治疗反应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。
首先，他指出对于接受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（VEGF）治疗的DME患者，基线时的最佳矫正视力（BCVA）以及初始治疗中BCVA的早期反应是预测更好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。此外，Takahashi教授强调了视网膜内液（IRF）体积和范围与视觉结果的独立相关性，指出其可能与最终的视觉预后密切相关，甚至独立于BCVA之外。
在进一步的探讨中，Takahashi教授引用了通过三维OCT成像测量IRF体积的研究，指出在治疗24周后IRF的减少与两年后BCVA的改善有显著相关性。他还提到，虽然在他们的研究中IRF范围是作为二维指标测量的，但依然能够与最终的视觉结果相关联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，IRF的数量和范围可以作为预测DME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，超越单纯的视觉功能指标。
关于中央视网膜厚度（CST），Takahashi教授引用DRCR网络的一项研究，研究表明在590名接受抗VEGF治疗的DME患者中，基线CST与最终的BCVA无明显关联。Takahashi教授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，表明基线CST在多变量分析中与最终的BCVA无关。他总结道，CST与DME患者的视功能结果并无强关联。
Takahashi教授的报告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，帮助他们在DME的治疗过程中，更好地利用OCT生物标志物来预测治疗效果并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。
Klaudia Birne教授：视网膜成像技术和生物标志物的最新进展
来自维也纳的Klaudia Birne教授深入探讨了OCT技术在AMD诊疗中的应用，强调了OCT技术在不同阶段的AMD分类和疾病活动量化中的关键作用。Birne教授详细介绍了AMD的不同类型，包括早中期AMD、新生血管性AMD（nAMD）和GA，并指出通过OCT的三维成像，可以更精确地评估视网膜结构变化，尤其是在微血管和液体体积积累的检测上，显著提升了对病情进展的理解和监控能力。Birne教授提到，虽然早期和中期AMD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，但OCT为这些患者的疾病监测和研究终点设定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针对视网膜液体的分析，Birne教授展示了不同类型液体，IRF、视网膜下液（SRF）和色素上皮脱离（PED）与患者BCVA变化的关系。数据显示，高体积的IRF和PED与光感受器的进一步变薄和结构完整性的丧失有关，直接影响了患者的视功能。这些发现强调了液体体积和分布作为AMD治疗和预后评估的关键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性。
Birne教授还介绍了PINNACLE多中心前瞻性研究，通过结合人工智能和多模态成像技术，对中期AMD患者进行长期随访。研究利用先进的统计模型对AMD的进展进行表征和预测，显示了液体体积对视功能的显著影响。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临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，还为未来的个体化治疗和干预策略奠定了基础。
在总结部分，Birne教授指出，基于人工智能的OCT分析可实时提取OCT数据中的关键信息，大大减少了医师的治疗负担，并提升了治疗监测的精准度和客观性。她特别强调，深度学习量化的OCT特征在微视野检测中的功能相关性，为AMD的全面功能评估提供了新维度。这些前沿技术的应用，使得视网膜成像不仅是疾病诊断的工具，也成了推动AMD精准治疗和个体化管理的重要手段。
Klaudia Birne教授的报告全面展示了视网膜成像技术和生物标志物在AMD管理中的应用前景，强调了人工智能与先进成像技术的融合，为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更新、更精准的诊疗工具，推动了眼科领域的进一步发展。
Talia Kaden教授：GA治疗中补体抑制剂的现状
Talia Kaden教授的讲课详细介绍了补体抑制剂在GA治疗中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。首先，Kaden教授回顾了GA的历史发展，提到AMD首次由Otto Haab于1885年描述，而“地图性萎缩”一词则由Don Gass在1973年命名。在过去的50年中，视网膜成像技术有了显著进步，但治疗选择依然有限。近年来，FDA首次批准了两种用于GA的补体抑制剂——Pegcetacoplan和Avacincaptad pegol，分别于2023年2月和8月获批，为GA治疗带来了新希望。
Kaden教授详细介绍了补体系统在GA发展中的作用，特别是补体C3和C5的激活在GA病理中的重要性。她展示了GATHER2和OAKS & DERBY等关键临床试验，这些研究验证了补体抑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。GATHER2研究显示，Avacincaptad pegol作为C5抑制剂，在减少GA病灶生长速度方面具有显著疗效。而OAKS & DERBY研究则评估了Pegcetacoplan作为C3抑制剂的效果，表明其能够显著减少GA病灶的总体面积。
Kaden教授指出，尽管补体抑制剂在GA治疗中展现了积极的前景，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性挑战，如某些患者出现结膜出血、眼压升高和脉络膜新生血管等不良事件。然而，总体来看，这些药物在治疗GA方面的益处大于风险。此外，Kaden教授还讨论了正在开发的其他治疗选择，如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，包括Brimonidine、GT005、JNJ-1887和OpRegen等。尽管一些研究因各种原因被中止或暂停，但这些探索仍为GA的未来治疗提供了多种可能性。
在总结中，Kaden教授强调了建立明确的成像指南，以识别和监测GA进展的重要性，并指出GA和新生血管性AMD的临床管理需要新的策略和更高的诊疗效率。她的报告为与会者提供了GA治疗领域的全面更新，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。
Shorya Azad教授：新靶点和生物类似物在nAMD和RVO治疗中的应用
Shorya Azad教授的讲课详细介绍了当前nAMD和RVO治疗中的最新药物靶点、生物类似物及治疗策略。首先，Azad教授强调了nAMD作为一种慢性疾病，尽管有现代治疗方法，仍有20%的患者会失去视力，50%的患者无法维持20/40的视力。为应对这些挑战，报告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，包括新药物、新靶点、基因疗法、干细胞治疗以及生物类似物等。
在新药方面，Azad教授介绍了多种针对VEGF及其受体的抑制剂，如Brolicizumab、Faricimab和Conbercept等。这些药物通过延长治疗间隔、减少注射次数等方式来减轻患者的治疗负担。此外，他还提到了新型治疗靶点如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（PDGF）、ANG-2、mTOR等，这些靶点的药物在临床试验中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疗效和安全性。
Azad教授特别关注了基因疗法在nAMD和RVO治疗中的应用。他介绍了RGX-314、ADVM-022等基因疗法，这些疗法通过抑制VEGF的表达，有望提供更持久的治疗效果，减少患者的注射频率。在生物类似物方面，Azad教授提到了Bevacizumab、Ranibizumab和Aflibercept的生物类似物。这些生物类似物显示出与原研药相似的疗效和安全性，有望在降低治疗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Azad教授的总结指出，未来nAMD和RVO的治疗将更加注重多通路的攻击策略，包括靶向多种VEGF异构体及其受体，结合多种给药方式如口服、局部给药及注射。此外，基因疗法和生物类似物的引入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。
总结
在WOC2024会上，Hiroyuki Takahashi教授通过研究发现，基于OCT的IRF体积和范围是DME患者抗VEGF治疗效果的独立预测因子，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功能指标。Klaudia Birne教授进一步探讨了OCT技术在AMD中的应用，尤其是在视网膜液体体积与视觉功能相关性的分析上，强调了人工智能结合OCT在疾病监测和预测中的潜力。Talia Kaden教授的报告集中于补体抑制剂在GA治疗中的应用，展示了补体C3和C5抑制剂在减缓GA病灶生长中的有效性。Shorya Azad教授则介绍了新型药物靶点、生物类似物及基因疗法在nAMD和RVO中的应用前景。这些前沿研究为眼科领域的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更新、更精准的诊疗工具，推动了疾病管理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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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源：《国际眼科时讯》编辑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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